一個是曾代表傳統工業的裝備制造業龍頭，一個是中國領先的IT服務商，沈陽機床董事長關錫友和神州數碼董事局主席郭為之間的故事，從未像今天這樣受關注。
2015年，關錫友和郭為聯手，共同打造工業機床的“i平臺”。這樣的合作背后，預示著中國制造正在上演新的變局，生發出中國制造能否引領工業革命的思考。
2016年中國信息化百人會近日發布的《“i5”革命報告》（下稱報告），也在探討中國制造業的出路。
報告作者，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路風強調，中國產業升級不應斷層，要注重工業的原生動力，中國的產業升級必須是“基礎廣泛”的升級，既包括發展高新技術工業，也包括現有工業向更高技術水平、更高生產率和更高附加值的產業活動轉移，但后者尤其重要。尤其當“互聯網+”擴展到工業領域時，產業轉型和創新的主導者，不再是互聯網企業，而是工業企業，“互聯網+”只是一種技術手段。
互聯網擁抱“工業母機”
“i5”是沈陽機床集團對其開發的數控系統的命名，字義來自5個英文單詞：Industry （工業），Information（信息），Internet（互聯網），Intelligence（智慧），Integration（集成）的首字母。
2007年到2012年，沈陽機床董事長關錫友帶團隊，用5年時間，耗資11.5億，研發i5數控系統，該系統是基于互聯網條件下的底層運動控制系統，從智能的角度，使機床直接與互聯網進行連接。
路風的報告稱，“i5”數控系統是世界上第一個智能、互聯的數控系統。
“機床能夠智能互聯，意味著當機床在生產加工零件工件的同時，生產加工大數據。這些數據會接入一個云平臺存儲，進行分析，這個云平臺等于是一個"數字工廠"。”路風說。
關錫友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，“i5”數控機床目前已獲得第一批市場反饋：截至2015年底，i5智能機床訂單已達4800多臺，比2014年全年增長近400%。
關錫友介紹，市場對智能機床浮現出較大的需求欲望，“i5”數控機床第三年的出貨量要達到2萬臺。
“系統之系統”PK德國工業4.0
《“i5革命”報告》指出，“i5”數控機床的誕生，不僅克服了傳統工業和IT結合間的水土不服問題，其對于智能、互聯的闡述，更是掀起一場超過德國工業4.0理念的革命。
據了解，《德國工業 4.0 計劃》提出，要利用信息通信技術來使制造企業獲益，主張建造一個“系統的系統”，對工業技術和數據信息，進行自動化的系統互聯互接。但對如何實現“系統的系統”的構建，并未作出具體說明。
路風介紹，“i5革命”的領先之處，在于實踐出“系統的系統”的構建。
德國西門子一位前高管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，德國制造以西門子為例，其數控機床在中國賣得比較火，其工業自動化和工業軟件核心技術在全球頗有競爭力，中國的i5概念叫得比較響，他比較感興趣的是能否已經做實，以及未來在市場打開程度如何。
關錫友和郭為向記者透露了“i5”系統的新嘗試，繼去年9月打造智能珠寶夢工廠計劃后，目前正規劃進入鞋的生產，還將進入制牙領域。
他們認為，智能制造的核心在于重建整個架構，當中包括重新定義產品。這意味著智能互聯后的產品不僅限于產品本身，而是一個互聯的“系統”。“i5”系統則是"系統"之上的系統”，因為它是生產的機器。
工信部一位官員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，i5系統和傳統的生產方式相比，就是智能手機和傳統手機的區別，更強調連接。
另外，智能工廠也是i5戰略重點布局的內容，2016年沈陽機床將在全國建30個智能工廠，其中，僅在深圳就要建20個智能工廠。所有的智能工廠將接入ISESOL云平臺，形成一個完整的閉環。
中國“智能制造”的方式革命
關錫友和郭為的實踐，正是中國各地和企業進行的“智能制造建設”的縮影，或者說是先行者。
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梳理發現，全國多地提出“互聯網+”、“大數據”“云平臺”等智能布局，比如四川提出到2020年，培育10個全國領先、行業主導的互聯網工業平臺；培育100家以上“互聯網+”協同制造標桿企業，建成1000家以上智能工廠（車間）。
不僅地方政府如此，包括海爾、美的等各大制造企業也極力推進智能工廠的建設。
電器巨頭美的集團規劃將快速向智能制造轉型，據廣州當地媒體報道，美的在廣州南沙的智能工廠將上線，目前已有多條流水線使用工業機器人進行生產。
關錫友介紹，智能制造屬于方式革命，主要在技術手段和組織方式上的革新。他以汽車工業生產舉例，未來的汽車生產要從現在的流水線變成多個生產平臺，最后把多個平臺集中在一個云端上支配。
路風也認為，工業革命是關于生產方式的革命。他表示，第一次工業革命就是從手工到機器，第二次就是機器到流水線，第三次就是沒流水線的分布式個性化定制，依靠云端驅動，注重共享生產，是整個生產方式的革新。
產業升級不是簡單的以新替舊
中國產業升級或應在傳統工業的自發創新上發力。
路風在上述報告中指出，中國產業升級不應斷層，要注重工業的原生動力。首先，從經濟發展的角度看，中國的產業升級必須是“基礎廣泛”的升級，既包括發展高新技術工業，也包括現有工業向更高技術水平、更高生產率和更高附加值的產業活動轉移，但后者對于中國尤其重要。由于成熟工業或傳統工業占經濟活動比重更大，因此其技術進步更具有增長潛力，且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更具意義。
其次，產業升級具有“內生性”，因為造成產業結構性變化的主要力量，應產生于產業發展過程本身，即來自企業的創新活動。
第三，產業升級的實質，是工業知識和經驗體系的擴張和更新，從而決定產業升級是一個演進的過程；因此，有關產業升級的政策應該采取促進、引導和激勵的方式，避免采取“休克療法”的方式。
《“i5革命”報告》稱，中國許多人認為，產業升級就是發展高新技術產業或以新的產業代替舊的產業，典型地反映在“騰籠換鳥”式的思維上。在中國經濟遇到產能過剩的問題時，這種想法尤為流行，甚至籠統地按產業部門劃分經濟增長的“新動能”和“舊動能”。
比如政府通過行政手段篩選項目，把低端產業擠出去，再引進高端產業，比如全國各地一窩蜂地建設大數據、云計算、機器人等產業園。
路風表示，從“i5革命”中看出，在今天中國的條件下，技術落后的首要原因，不是技術性的，而是內心的“膽怯”。因此在推進產業升級，去過剩產能上，政府和企業的目光，不能只盯住自己與主導技術軌道的性能差距，要敢走自己的道路，敢有產生新“范式”的獨立思考和行動。
（記者周慧 實習記者 史夢怡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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